有理想，才有實踐

在棲霞山出家的少年時期，師父志開上人恐怕我不懂發展未來，有一天特別找我過去，說道：「理想是現實之因，現實是理想之果，你要有理想，才能實踐你的世界……。」我將這段話深記腦海之中，多年後的今天，憶及往事，深深感到這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至理名言。
回想童年時什麼都不懂，但當我見到莊嚴宏偉的佛寺道場，及長袍飄逸的出家僧眾時，心中便生起將來要出家當和尚的念頭，不料這一念後來竟成為事實，如今想來，真是印證了「有理想，才有實踐」的道理。

出家之後，受了幾年關閉式的叢林教育，有一天居然異想天開，在日記上寫著「佛教需要文藝化，佛教需要電影化，佛教需要人間化，佛教需要國際化」，日後當我「實踐」稍有成績的時候，才恍然覺悟到：這一切的一切雖然在當初只是小小的一念，卻在自己未來的一生當中，成為「理想」的果實。

為了「實踐」佛教文藝化的理想，我從青少年時期即開始在紙上塗鴉，記得第一篇作品是〈鈔票的話〉，我抱著姑且一試的念頭投稿，沒想到竟然被江蘇省在鎮江發行的《新江蘇報》錄用，後來我又接二連三寫了許多小品、新詩寄到《新江蘇報》，也都獲得錄用刊載，這對於我來說，實在是一種無上的鼓舞。

及至弱冠來臺，雖然當時食不裹腹，依然自我勉勵，陸續以淺顯的白話撰文寫稿，《無聲息的歌唱》就是在生活最艱困的時候，為向大眾介紹佛教法器寫下的隻紙片字結集所成的書籍。我不但創作了一些短篇小說，如「茶花再開的時候」、「真正皈依處」……，佛教童話故事「星君仙女下凡塵」……，刊登在《人生》、《覺生》等佛教雜誌之外，又嘗試撰寫長篇小說《玉琳國師》，沒想到初試啼聲，即蒙受讀者歡迎，後來多次改編成劇本，錄製成廣播劇，在電臺播放，拍攝成電影，在劇院演出。其中以數年前勾峰先生改編製作的連續劇「再世情緣」，最為轟動，連海外地區都爭相播放。

也因為當初這一念「佛教文藝化」的「理想」，我不知結交了多少文藝界的朋友。像郭嗣汾先生就是我四十年來的文藝老友。為了推動「佛教文藝化」的理念，我曾邀請他編寫了一部長篇小說「菩提樹下的兒女」，廣受好評。在我主編的佛教刊物中，也發表了許多像＊?弦的新詩、公孫嬿的散文等當代名家的大作。

此外，著名文學家何凡、林海音夫婦也曾多次與我聚餐座談，而後來的一些作家像應未遲、端木野、陸震廷、姚家彥等人，一直到佛光山開建以後，仍經常與我往來會談，女作家協會會長劉枋女士尤其喜歡佛光山清幽的環境，曾經來此長住。天主教徒郭晉秀女士等一群女作家則組織合唱團，經常在佛光山重要的集會中獻唱。去年我赴美弘法時，洛杉磯華文作家協會會長黃美芝率領作家多人，也專程前來邀請我擔任該會顧問。當初「佛教文藝化」的這小小一念卻讓我與海內外文壇人士廣結善緣，實是始料未及之事。

過去在大陸時，由於雅好文藝著作，因此胡適之、林語堂、巴金、魯迅、老舍、茅盾、乃至冰心、郭沫若、沈從文、許地山等人的諸多作品，我可說是無所不看，至於歐美翻譯名著如《戰爭與和平》、《少年維特的煩惱》、《老人與海》、《浮士德》等，我也多所涉獵。及至來臺，像謝冰瑩、瓊瑤、高揚、徐訏等人的散文、小說，無論是古典的，現代的，我都一一拜讀，作為忙裡偷閑的一點娛樂，甚至像武俠小說家臥龍生等人，後來與我還成為朋友。我發覺：與他們無論是神交也好，是對話也罷，無形中都增廣了自己的知識見聞，甚至與經義相證，趣味盎然，對於開拓思惟，遣辭用字，助益甚多。

我努力提倡「佛教文藝化」，其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因閱讀文藝作品，而在八識田中種下菩提種子。但有些人不明此理，批評我太過重視文藝。回溯歷史上的八大山人、石濤、懷素、曼殊等出家僧眾，雖然在藝術上具有偉大的成就，卻不能列入正統佛教史中，誠為可惜！

其實，胡適之曾稱讚《維摩詰經》是世界上最長的白話詩，《華嚴經》是儒林外史式的小說，其他如《大寶積經》、《百喻經》等，是辭句優美的散文，《本生譚》則有類現代的文藝小說，凡此雖是佛法，但在文人的心目中也是一種至高無上的藝術。

此外，從佛教弘傳的歷史來看，長行式的散文、重頌式的詩歌、譬喻式的故事、論議式的雜文……，二千五百年來，不知度化了多少迷惘的眾生。敦煌洞窟中八相成道、《維摩詰經》等圖案形式的變文，將佛教文學與藝術相互結合，穿越無垠的時空，也為人類留下了不朽的貢獻。古德云：「高山不辭土壤，大海不揀細流。」大家為何獨將文藝排除於佛法之外呢？

中國國民黨之所以能推翻滿清政府，締造中華民國，文宣上的努力，功不可沒；中國共產黨憑著一枝筆桿，橫掃千軍，勝過百萬雄兵。佛教講究智慧通達、勇猛精進，為何流傳至今，佛門釋子反而昧於事實，畫地自限呢？

為了光大聖教，我決定忠於「理想」，以「實踐」來證明一切，所以我接辦《覺世》，另創《普門》，成立「佛光出版社」，以雅俗共賞的文字，讓佛法走進家庭，深入社會，如今《覺世》每期發行量逾四十萬份，《普門》是國內唯一月有盈餘的佛教雜誌，「佛光出版社」所出版的佛教圖書包括中、英、日、韓等各國文字，多達四百種，並曾多次獲獎。凡此成果，不都源於當初那一念小小的「理想」嗎？

我生長的年代正逢默片流行，記得十歲左右，曾走上很長的路程，看了一齣抗戰宣傳默片，心中深受影響。及至出家之後，有聲電影問世，然而礙於封閉的叢林教育，無法見識到現代化的聲光化電，只有從報章雜誌上閱讀影評，心中對電影的嚮往日以復加，從而萌生「把佛教故事搬上銀幕，將佛教電影化」的想法。

佛學院畢業後，我從宜興來到南京，在新街口的大華戲院觀賞嚴俊和李麗華主演的「文素臣」，心中深受感動，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現代有聲電影。後來，又看了林黛剛出道時主演的第一部片子「小白菜」，劇中小人物的苦難情形引發我心中的共鳴，電影的影響力又再一次地在我腦海裡留下深刻的印象。雖說看電影與看書一樣，都是正當的嗜好，但出家人喜歡看電影畢竟不能為人所諒解，所以我也自我約束，避免譏嫌。儘管如此，「藉電影弘揚佛法」的心願已深植八識田中。

來到臺灣以後，金國戲院所附設的製片廠表示有意將拙作《釋迦牟尼佛傳》拍成電影，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真是高興極了，自忖：多年來的心願終於得以實現！尤其想到金國戲院的負責人是我在臺北的皈依弟子，那時的興奮實非筆墨足以形容。但電影上映之後，才發覺劇情根本與原著不符，遑論合乎佛法？但觀眾那裡曉得箇中原因，於是種種的抗議、恐嚇接踵而來，我首當其衝，遭到許多無妄之災。

後來又有人要將我的《玉琳國師》改編搬上銀幕，易名為「千金小姐萬金和尚」，因為是臺語發音，當時我聽不懂，也無從了解它的好壞。

過了幾年之後，電視逐漸開始普及，電視製作人游娟、林登義等人又將此書改成連續劇，在臺視、華視播出時，又因劇情不符原著而招致批評。

雖然歷經多少挫折，我依然不灰心，因為「佛教電影化」雖是我五十年前的一念奇想，但也是我終生努力實踐的「理想」。像日本片「釋迦傳」、「鑑真大師」、「空海上人」，韓國片「等身佛」、「大鵬翅鳥」、「元曉大師傳」等，將佛教故事透過電影效果深入民間，可說是功德無量。國內的製片水準逐日提昇，應該可以拍出更好的佛教電影供大家觀賞，像《維摩詰經》中「天女散花」的故事，如果能運用現代的科技效果，將大乘佛教活潑的內涵精神展現在銀幕上，必定會比京戲裡的「天女散花」還要精采。此外，若能以歷史性的手法拍攝「西遊記」，以正面的手法將玄奘大師橫度流沙，西行取經的艱辛困苦展現在世人的眼前，必定能引起觀眾心靈的共鳴。

多年來，我經常將心中的理念分享給電影界的朋友，可惜至今還未見有人敢勇於一試。儘管當初心中的理想未能開出燦爛的花朵，結出豐碩的果實，但多年來的努力耕耘，長出一點小花小草，也不能不視為美景的前奏，我對於未來還是充滿光明的希望。

我一生中著力最多者，便是將「佛法通俗化」。十五歲時就讀的焦山佛學院，有「佛教的北大」之稱，當時的老師皆是一時之選，不但佛學素養深厚，社會知識也異常豐富，講起國文、地理、歷史、生物……，都是旁徵博引，生動有趣。因此，每次一堂課下來，我就能牢記其中的內容，那時常想：如果佛法也能用類似這種講法，必定能收到更大效果。

所以，我初來臺灣時，雖然在佛學院仍沿用傳統的分科、表解來教導學生，然而一旦出去面對大眾弘法，我必定走「通俗」路線。

有一天，我在一所寺院聽到一位信徒讚歎某人講經講得真好，但當別人問起講些什麼內容時，對方卻回答：「什麼都聽不懂，只知講得很玄很妙。」我聞言自忖：當初佛陀說法的用意本來就是為了利喜眾生，如果被後世的佛子講得讓人聽不懂，又有什麼意義呢？

再看看當時的佛教界普遍以趕經懺為主，對於弘法卻不重視，遑論說法的內容與方式了。也因為如此，信徒們只知道拜拜、吃素，卻不知道如何在生活中自覺覺他。因此，我更決定要以「通俗化」的方式來弘揚妙諦，設法將現代人的生活點滴和佛法印證融和。

我發覺：將佛法真理講得讓人聽不懂很容易，讓人能了解其中的奧義卻是十分地困難。儘管如此，為了使大家能得到佛法的受用，我願意比別人花費更多的心思來準備教材，甚至省吃儉用，購買弘法道具，從黑板到幻燈片，從投影機到電腦字幕，幾乎都可以說是開佛教的先例。

自民國一九六○年左右開始，二十年當中，我一口氣主持了數百場的佛學講座，從鄉村陋巷到國家殿堂，從大專院校到三軍軍營，從監獄到工廠，從難民營到體育館……。後來，四百多篇「通俗化」的講演稿陸續結集成書，由佛光出版社出版，最近更應大家要求，分編為單行本，每年發行數百萬份以上。想當初僅憑一點小小的理想，經過努力地實踐，得到這麼一點點的成績，雖然不甚滿意，但也聊以告慰家師當年的勉勵了。

如今我雖已年屆七十，仍繼續以「通俗化」的方式到處說法，並且每天在華視、中視、臺視三家電視臺主持弘法節目，像「星雲禪話」、「星雲說偈」、「星雲說喻」、「星雲說」，都是藉著淺白的言辭來解釋繁瑣難懂的名相、典故、偈頌、義理。自播出以來，迴響不斷，其中有意欲輕生的少年感謝我讓他重獲新生，有貌合神離的夫婦感謝我挽回了他們的婚姻，有失和反目的婆媳感謝我讓他們一家重拾美滿的生活，有獨居失伴的老人感謝我給予他心靈的拄杖……，這一切都證明了「理想是因，實踐是果」的道理。

一九三八年，太虛大師遠赴歐美弘法，並且在各地倡導組織「世界佛學院」及「佛教友誼會」，但終以後繼無人、經費缺乏，而未能克盡其功。年少的我由報章雜誌中獲知此事時，雖已是走入歷史的陳年舊聞，但仍在心中引起無比的震撼，「佛教需要國際化」的理想也因此深植腦海，成為我永世奮鬥的目標。

一九六三年，我第一次出國，隨著中國佛教會訪問團到東南亞國家訪問，由於擔任該團的秘書兼發言人，所以有很多機會和當地的政要或佛教團體的主要幹部談話，記得在馬來西亞，邱寶光居士和我初次見面時提到：在星、馬一帶有許許多多佛教青年不會說中國話，卻會說很漂亮的英文，假使能有通曉英語的法師常在檳城弘法，一定會有更多的知識青年皈依佛教，最後他表示很希望臺灣的大德法師能前來領導他們學習大乘佛法。我聽了以後，感慨萬千，世間上有多少人渴望著法水的滋潤，而身為僧伽的我們卻偏安一隅，寄佛偷生，真是何其慚愧啊！

來到印度，尼赫魯總理接見我們時，說道：「印度是佛陀的祖國，佛教崇尚和平，向世界宣揚佛教的和平主義，是我們佛子都應有的責任。」我心中為之一振，這不正是我多年以前的心願嗎？尼赫魯不愧為一國之元首，能勇於發此讜論。

一九七六年，美國兩百週年紀念，我組團赴美訪問，並視察當地佛教的發展，後來又多次應邀赴歐美等地弘法，我發覺藏傳、南傳、日本、越南等地的佛教，或由於戰爭逃難，或隨著移民而登陸西方，雖有弘法熱忱，但大多缺乏國際宏觀，因此組織散漫，無法充份發揮整體的功能。所以，一九七八年，在因緣具足之下，我於美國成立「國際佛教促進會」，隨即籌建西來寺，作為國際弘法的第一個據點，其後更以此為基礎，相繼在美洲、歐洲、澳洲、非洲、大洋洲，甚至回過頭來在日、韓、馬、菲等亞洲各地建設不下百座佛教道場及事業組織，以健全的僧團作為弘法利生的堅實後盾。

一九九二年開始，我又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以凝聚在家信徒的力量為主，與佛光山各別分院並駕其驅，期能如人之兩臂，鳥之兩翼，藉著僧信合作，將佛法的光明照耀寰宇。而今已有百餘個協會，可說有太陽的地方就有佛光人。他們在全球各地，有的以講經弘法，有的以文教度眾，有的以慈善利生，有的以修持安民，大家奉獻己力，造福人群。如今有人說我宿植善因，也有人說我法緣殊勝，其實什麼是宿因？什麼是法緣？當初我一無所有，如果沒有「佛教國際化」的「理想」作為動能，就沒有陸續的「實踐」工作，當然也就沒有這番成果了。

俗謂：「沒有天生的釋迦，沒有現成的彌勒。」佛道難成，但釋迦牟尼佛以利濟眾生為願力，就能夠在五濁惡世成就佛道；彌勒菩薩在燃燈佛時是一個貪著利養的人，但也憑著十大善願，在世間漸修善根，而於未來次第成佛。所以，佛門裡有一句話說：「願不虛發。」願，就是一種理想，「有理想，才有實踐」，兩者相輔相成，才有豐碩的收成。
　
(佛光卅一年－一九九七年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