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失敗的記錄

有許多人說：我做的事情經常容易成功，甚至一些棘手複雜的難事，只要一經我處理，都能圓滿解決。但實際上，我有許多失敗的紀錄，其中的辛酸苦楚，難為外人所知。不過，中山先生所說：「失敗為成功之母。」誠信然也。

記得二十一歲那年，剛從焦山佛學院結業出來，壯志滿懷，一心想興設學校，開辦農場，冀望能從教育與經濟兩方面著手，作為復興佛教、服務社會的根本。後來在白塔國小任職校長，因地方不寧，燒殺掠奪之事層出不窮，校務既無法推展，辦農場的計劃當然也就擱置下來。兩年後，我辭去教職，與幾位年輕的同道，連袂來到政商發達、人文薈萃的六朝名都──南京。

我的第一個夢想雖然在現實的大環境下難以持續，但是並未全然幻滅。後經蔭雲法師的推薦，我們接管了侯家橋的華藏寺，接著興辦華藏小學、益華文具店，並且擬定寺院僧伽制度、新生活規約，自以為憑著滿腔興教救世的熱忱，必定可以力挽狂瀾於既倒。沒想到一九四八年秋冬徐蚌會戰後，國軍失利，我們所有的計畫也隨著國勢的急轉直下，再度在瀰天漫地的煙硝彈屑中失敗。

這時，我接辦智勇法師之事，率領「佛教僧侶救護隊」來到臺灣，行腳全省一周，既無人來接應，又無人肯收留，隊中成員紛紛離隊，另作打算，最後七、八十人的救護隊，只剩下六、七人左右，大家共相商議，自然解散。當年的隊員中，印海、淨海、浩霖、宏慈、以德、寬裕等多位法師，都是被我在半夜酣夢中叫醒，臨時加入救護行列的，如今大家住持一方，見面談起往事，甘苦並陳，雖然未曾救過一兵一卒、一國一人，然而多年來致力於弘法利生，似乎益眾更廣。一段失敗的插曲，造就了其他因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不亦妙哉！

離別，可能有再聚的時候；受傷，也會有癒合的一天；唯獨感情，一經破壞，很難彌補裂痕。回想過去，曾因自己年輕，處事經驗不足，而與許多好友分道揚鑣；有時又由於照顧不周，而使一些同道覺得不易合流。對於這些人事上的失敗，我一直深以為憾，在反省之餘，我時時警惕自己，待人接物要講求圓融誠懇，犧牲奉獻。所以多年來，我不但致力於人事的溝通協調，並且盡己所能，居間促成大家的歡喜與融和。

儘管如此，有時候還是不能盡如人意。例如：達賴喇嘛、許家屯及民運人士與西來寺或佛光山有所接觸，我們站在宗教慈悲與包容的立場予以接待，自覺問心無愧，然而卻開罪中國大陸政府，對我誤會至今。長久以來，我一直致力於兩岸的統一與和諧，然而就此看來，我似乎仍然是失敗的。

對於國家社會，我固然恪盡國民應有的關懷；身為佛子，對於教運興隆，更覺得是自己責無旁貸的責任。尤其在三十多年前剛來臺灣時，發現佛教地位十分低落，我真是憂心忡忡，故而無時無刻不在思惟振興佛教之道。

一九五二年，中國佛教會在臺復會，並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我那年才二十六歲，出乎意料之外，竟當選為常務理事，因自認年紀太輕，資歷淺薄，又食宿無著，故立即辭職。是年，因大眾不服新選理事長白聖法師，投書政府，內政部宣布選舉無效，解散中國佛教會，另成立中國佛教會重整委員會，我也被指派為整理委員之一。重整時期半年，就在限期的前一天，有心人士利用突增的四百位人頭會員操縱全局，白聖法師再度當選理事長。其實，選而無選，贏而非贏，中國佛教會至此已失去公正、公平、公開的意義，而稽之後來的種種荒誕行徑，更是令人痛心疾首！此後四十餘年，顧念佛教尊嚴，不願紛爭，雖參與中國佛教會，但完全是失敗的紀錄。

及至一九七○年，我聯絡開證、靈根、宏印諸位法師及李中和、王金平等人，另外發起籌組「中國佛教青年會」，並向內政部提出申請，中國佛教會風聞後，從中作梗，多方阻撓。當時任職中央黨部社工會主任的蕭天讚先生特地前來佛光山，要求我放棄中國佛教青年會的申請，並以擔保我當選下一任中國佛教會理事長作為交換條件，我立刻斷然拒絕，因為此非個人榮辱，實乃佛教青年弘法無力，報國無門。當然，中國佛教青年會沒有因為我的不屈不移而誕生，對於此一失敗歷史，心中實感遺憾。

後來，鑑於當時對「青年」二字十分敏感，名政論家丁中江先生建議我成立「中華佛學會」，不料又遭中國佛教會打壓，政府因為怕教內不和，所以也沒有核准通過。

一九八五年，在蒙藏委員會的董樹藩先生建議之下，成立「中華漢藏文化協會」，並推舉我為理事長，但終因與我復興佛教的原意相距太遠，故又將此職位轉請田璧雙喇嘛負責。這一次就組織教會而言，我似乎已經成功了，但如果將主題集中在佛教社會運動上而言，我仍然是一個失敗者。

儘管如此，我並沒有灰心。一九九一年，中華佛光協會終於通過內政部及社工會的核准，正式成立。次年，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又在美國宣布成立，短短三年來，協會、分會遍及全球各地，每次看到會務蓬勃發展，不禁憶及往事，深深感到：一時的失敗無關弘旨，只要我們肯汲取經驗，再度出發，必定能有開創新局的一天。

我不但致力於教會的健全，以期團結教界的力量；也在興設道場上付出許多心血，希望佛子的法身慧命都能有所依怙。三十多年來，建寺百餘間，信眾百餘萬，均能以和為貴，對於佛教的興隆，可說有很大的影響，唯獨在高雄建「高雄佛教堂」是一大失敗紀錄。記得一九五四年，我參與建堂工作，歷經十年，落成時，正值月基法師由港來臺，無處安身，我便請他擔任住持，自任監院，後來由於他無法擺平信徒之間的紛爭，以致直到現在，佛教堂仍然乏人領導，無法發揮興教利世的功能，我一直都感到慚愧不已，又豈止於失敗？

以文字般若弘傳佛法向來是我心中堅持的理想。一九五七年，廣慈、煮雲法師創辦了《今日佛教月刊》，第二期出刊後難以維持，邀我加入。我當時正在辦《覺世旬刊》，同時也在各地弘法，本來已無餘力兼任《今日佛教》主編，但我生性喜歡與人為善，所以建議邀約演培、悟一等法師共同成立社務委員會，齊心合力，並承蒙大家推我擔任主編等工作。我雖隻身兼負數職，每月臺北、宜蘭、高雄三地奔波，可謂忙碌不堪，然而為教的法喜與如潮的佳評為我帶來不斷的鼓舞，我自許要做得更好，以不負大眾的期望。三年後，原發行人要將發行權收回，《今日佛教》從此停刊，目睹辛苦經營的佛教刊物就這樣銷聲匿跡，當時心中確有幾分悵然。

文化事業需要投注許多心血，卻無立竿見影之效，誠然是一項艱辛備至的工作，但其卻具有橫遍十方，豎窮三際的影響力，所以我並沒有因為諸多挫折而失望放棄。多年來，我在興寺安僧、從事教育事業以外，還孜孜矻矻地辛勤筆耕，苦心培養文化人才，並發行《普門雜誌》，創立「佛光出版社」，成立「大藏經編修委員會」，更密切注意傳播媒體的發展，希望藉著科技文明，讓社會大眾普受法雨的滋潤。

一九八○年，我首開先例，有意製作「佛光普照」節目在電視臺播出，然而當局卻以「名稱具有濃厚的佛教意味」為由，不予批准，後來改名「無盡燈」，又再度被拒，直到第三次更名為「甘露」，才勉強准予播出。我一次又一次地被拒，但十五年後的今天，天下出版公司高希均教授有感於我在世界各地建設「佛光」道場，成立「佛光」會，開辦各種「佛光」事業，特請主編符芝瑛小姐為我作傳，取名《傳燈》，此即無盡燈之意。可見只要佛弟子有心突破障礙，佛法的光明無遠弗屆，終將普照世間，並且燈燈相傳，永無止盡。

十幾二十年前，臺灣對於佛教的排斥不僅表現在聲光媒體上，連作育英才的佛教教育事業也備受壓抑。一九七三年，我將一九六四年創辦的東方佛教學院，更名為「叢林大學」，但教育部幾次取締，不准成立，我問：「天主教、耶穌教都有神學院、聖經書院，甚至大學的設立，為何唯獨佛教不能？」儘管我據理力爭，也不蒙政府接受，不得已，只好暫停。

後來內政部知道佛教人才需要培養，多次與教育部會商，並勸我以忍為進，接受建議，改名為「中國佛教研究院」或「叢林學院」，至今二十餘年，雖歷經千辛萬苦，始終未曾中輟辦學；雖不用「大學」之名，但實際上施以佛教叢林教育，為教界不斷培養僧才。

為使佛法能落實人間，我又想到以佛教的精神來創辦一般學校。一九六四年，我邀南亭和悟一法師共同創建智光工商學校，後來南亭法師往生，悟一法師退出，留我一人為創校董事。但現在的主事者卻無視財團法人規章，總想將我排除出去。我派弟子滿綸、張培耕等人前往開會，每回都遭拒絕代理，多達五次以上。其實我派人參加，只是聊盡擁護之意。許多人說他們欺人太甚，我告訴大家：只要自己俯仰無愧，成功不必在我。

一九六七年，景文中學前身的指南中學，曾有意以八十萬新臺幣賣價讓度給佛光山，這在當時是一筆很大的數目，但我們為把握先機，仍四處籌募，付清頭款後，派慈莊為駐校董事，前往接收。他以桌為床，在學校工地內住達半年之久。最後因前董事會紛爭不已，是非太多，只有知難而退。

十年後，普門中學順利在佛光山內落成，開始招生。清晨、傍晚，我站在東山之上，就著朝陽暮色，遠遠目送校車載運學生進進出出，在安慰中也有幾許喟嘆，難道真是應了古人所說的「好事多磨」嗎？

能洞察佛教教義之精微，以為辦校宗旨的教界人士已不多見，遑論沉浮於紅塵中的社會人士，更是鳳毛麟角，中國文化大學的創辦人張其昀先生當屬此少數中的佼佼者。十多年前，他在文化大學內創辦印度文化研究所，邀請我當大學的董事並兼任所長。有感於他的高瞻遠矚，我立即應允。承他厚愛，在開學時，特意為我作介紹，向學生們說道：「華崗整個就是一個大叢林，我們在此歡迎方丈大和尚回來。」又曾說我「全身是寶，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是百年難得一見之人」。我蒙獲賞識，並不沾沾自喜，反而感到戰戰兢兢，任重道遠，自忖只有努力辦學，以為報答。不料張創辦人去世後，其公子張鏡湖先生繼任校長，就將該所取消，當年為籌設「玄奘館」而四處奔走所募來的七百餘萬元，至今仍在該校實習銀行。第一個為教育部所承認與佛教相關的研究所至此又告中止，可以說我為教育的又一次失敗紀錄。

經過一番努力，一九九一年，我終於在美國洛杉磯創辦西來大學，其中設有佛學研究所、宗教研究所，當初玄奘大師將大法帶回東土，我們不讓先賢，在十三個世紀以後，促使大法西傳。目前，西來大學於一九九四年蒙美國政府給予I-20的認可證書，正擬擴大招生之中。

如今，佛光大學也在宜蘭礁溪動土興建，遙想當年連小學都沒能辦好，經過多少年的奮鬥不懈，培植因緣，而今一切具足，水到渠成，不但中學，連大學、研究所都相繼成立，如果大家以為這就是「成功」的話，我也只能借用中山先生的話：「失敗為成功之母。」一切均非信手拈來。

許多人羨慕佛光山的建築金碧輝煌，但是外人很少知道，佛光山一直是從失敗的瓦礫堆中建立道場。每逢大雨如注時，我們總是小心翼翼地防範，以免因山洪暴發而沖毀施工中的建築。回想開山近三十年來，在狂風暴雨的肆虐下，放生池與大佛城就各倒了兩次，普門中學大樓也垮了一次，東山之嶺則坍方多次。然而天災地變沒有崩潰我們的信心，反而使大家凝聚得更緊，如果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失敗不正是考驗我們的試金石嗎？

在開闢佛光山時，我一向本著喜捨結緣的精神，對於村里建設不落人後，而無奢求報恩之心，不料卻徒增一些村民的貪欲無明。十年來，我們一直想買下後山坡地，廣加利用，無奈地主利字當頭，藉機哄抬地價，使得一樁好事始終無法成就。雖然如此，對於人性，我還是永不灰心；對於佛道，我更是永不退心！

為寓教於樂，我總在設施上用心，但也免不了有失算的時候。例如：我曾邀請名家以佛教歷史故事為題材，在佛光山設計了一座「歷史公園」，內有亭臺樓閣、小橋流水，略具規模，然而由於專家人員的問題，延宕至今，尚未完成。所幸以《觀無量壽經》為主題的淨土洞窟已建好，多年來發揮佛法教育的功能，實現了我的初願。

曾經有許多人問我：「為什麼設淨土洞窟，而不建閻羅十殿，以便對醜陋的人心有所警示呢？」回想我自己一生中，曾被不少人誣陷欺騙，甚至幾致死地，可說歷經人世的悲苦黑暗，但是我非但沒有被打倒，反而以失敗為力量，重新站起；以失敗為借鏡，幫助他人。極樂世界的淨土風光、九品上生，正能從這些積極面去喚醒人性的光輝，我們又何必將地獄的恐怖呈現出來呢？

在此奉告大家：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容或有許多失敗的紀錄，但是最後能擊敗我們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有信心，有力量，每一個人都能從失敗中成功。
　
(佛光廿九年－一九九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