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寫《釋迦牟尼佛傳》時，常常被佛陀大公無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動而熱淚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誼之後，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個教育家、宗教家，還是一個革命家。不過佛陀的革命不同於世間上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稱之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內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貪瞋愚癡的煩惱。「向自己革命」這句話從此就成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間上的革命有很多種，有政治上的革命、社會上的革命、經濟上的革命、習俗上的革命、種族上的革命……。一個新朝代的誕生、一個新國家的成立、一個新主張的宣誓、一個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經過一番革命而產生的，但人事無常，法久生弊，等到時間一久，理想變質了，主義不實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謂「窮則變，變則通」，佛教也說「法無定法」，一切都是應時應機，世間法沒有一成不變的，有形的革命與無形的革命在世間上也就不斷發生，從而促使了文明的進步。

政治制度由君權時代進步到民權時代固然需要革命，社會型態由家族社會進步到宗族社會，經濟體制由農牧經濟進步到工業經濟，也都需要經過革命的歷程。革命本來是把一些迂腐、陳舊、罪惡、保守的思想、行為或體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國武王伐紂的革命、孫中山先生推翻滿清的革命、歐洲的新教革命、法國大革命、文藝復興革命、美國獨立革命等等，不但為人民帶來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將國家社會，乃至思想信仰帶入嶄新的階段，為人類歷史寫下輝煌燦爛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許多人以革命為藉口，逞一己之私欲，以眾欺寡，以強凌弱，結果使得萬千生靈不但未蒙其利，反而先受其害。這是因為人們的心中有貪欲、瞋恚、愚癡、嫉妒、邪見等許多不好的念頭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當境界來臨的時候，就很容易被牽著鼻子走。因此，最究竟的革命應該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們翻閱史冊，將會發現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樂，進而聯想到別人的不自由、不安樂，才起來推翻不合理的勢力，這是一種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別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來貴為王子之尊，過著優裕的生活，照理說是用不著革命的，但他看到許多遭受壓迫的民眾，為了公理和正義，因此奮勇地擺脫王子的虛榮，用一切眾生平等的真理來為那些被壓迫的階級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個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煩惱痛苦及世間鬥亂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榮華富貴革命」，捨離一切愛染執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脫。

由於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傳到世界各地，不但沒有發生過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還能夠融入各種習俗，豐富當地的文化；佛教歷經不同的時空，不但未被時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還能夠因時制宜，破除妄執，繼續為每一世代的眾生作出最大的貢獻。

像大乘佛教代替部派佛教而興起，如果不是龍樹菩薩、提婆菩薩打著「性空緣起」的旗幟，「向保守的教團革命」，佛教那裡能再顯欣欣向榮的生機？如果不是無著菩薩、世親菩薩揭櫫「萬法唯識」的主張，「向頑空的思想革命」，佛教「真空妙有」的思想那裡能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揚？佛教傳入中國之後，如果不是道宣律師極力倡言「四分律五義通大乘」，積極推行「一乘圓頓妙戒」；如果不是百丈禪師進一步本著直下承擔「捨我其誰」的理念，超越戒律條文，創立叢林清規，那裡能像世間的「革命」一樣，以雷霆萬鈞之勢，讓中國佛教開創新的里程碑？若稱大乘八宗為當時思想上的革命者，實不為過也。至若南泉斬貓、丹霞燒佛，是為了「向舊有的包袱革命」，而不得不採行的激烈手段；慧遠大師的「沙門不敬王者論」，慧實大師寧受杖責，不向王權低頭，則展現了佛教高僧不惜身命，「向威勢強權革命」的本色；民國初年，太虛大師越挫越勇的無我表現及仁山法師大鬧金山寺的豪邁氣度，更是發揮了佛教大破大立的「革命」精神，否則，中國佛教會何由誕生？

然而卻有許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帶來的發展，卻沒有看到祖師大德「向自己革命」的過程，像龍樹、提婆都有過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時期，但他們經過法水的洗禮之後，翻然悔悟，精進道業，學有所成，因此能在眾說紛紜之際，發出獅子般的吼聲，威服群倫；無著、世親本來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論師，但他們在聽聞大乘佛法之後，覺昨日之非，而虛心學習，所以能進步神速，一日千里，對佛教作出卓越的貢獻；百丈懷海參學多日，被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後，才開悟見性，及至晚年，仍勤勞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與擔當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擬；南泉普願用心習律、學教、參禪，而後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進京趕考，在聽聞「選官不如選佛」一語後，及時覺醒，拜師學佛，終成一代大師；太虛大師曾掩關閱藏，而有悟境，又廣讀世間書籍，學通內外，而有改革佛教積弊的主張；仁山法師曾在金山寺窮研經典六載，並屢遊諸方，遍禮名山，而有拓落恢宏的思想。古聖先賢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氣，放棄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無畏、大精進、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蕩蕩地面對威勢利誘？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覺得別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對。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閱過去的日記，發現都是在嫌別人如何不好不對，突然對於自己醜陋的心態感到慚愧。「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戰」，我不惜將數十本從大陸帶來台灣，寫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記付之一炬，經過這麼一燒，對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點點覺醒，不禁回想起自己過去所從事過的「革命」事蹟：

二十歲那年，我踏出佛教學院大門，身處局勢動盪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裡，眼見社會種種的危難，耳聞眾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許多熱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樣，擁有滿腔改革佛教的抱負，有鑑於太虛大師的教產、教義、教理「革命」，因為沒有自己的地盤，以致功敗垂成。所以我與同道們欣然接受南京華藏寺，並且訂定新生活規約，試圖藉此恢復叢林學團的道風，然而這豈是一個經懺道場所能做到，失敗自是在意料之中，這是我生平以來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來到台灣之後，才發現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許多佛寺被軍營軍眷所佔住；耶教可以公然到寺院傳教，散發傳單，但對於佛教的弘法活動卻多所限制；至於社會人士謗佛毀僧的言行更是不勝枚舉，報紙、電台、電影、小說，甚至教科書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當時正值戒嚴時期，佛教徒們大多像驚弓之鳥，連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認，遑論挺身而出，護法衛教。許多人說這是因為民眾多隨政商人士信仰耶教有以致之，我卻認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決心，將本身的思想、行為健全起來，積極弘法利生，努力為民謀福，才是振興之道。

一九五二年，當我以二十六歲之齡，當選為中國佛教會常務理事時，為了替有為的僧青年在教會中爭取一席，以期會務更有朝氣，進而促使佛教的迅速發展，我多次直言不諱，抨擊長老把持教權，應及早退休。自己一無建樹，卻想先反對別人，這樣的「革命」當然注定是要失敗的。

是年五月，我應邀駐錫宜蘭雷音寺。由於來台數年之間，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趕赴齋會，祈求福壽，卻不知佛法真義，遑論內修外弘，對此我早已感慨於心，這時又見到寺院佛殿內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藉此教育信徒，遂將其全部收藏起來，只供佛像，以正視聽，此舉雖然觸犯部份地方人士的習慣，幸好我也另有基礎，所以才沒有被人打倒。這一次「革命」的小小勝利對我不無鼓舞之效。

後來，為了出外佈教，屢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門據理力爭；為了運用現代聲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締，我也與有關單位周旋到底；對於名伶顧正秋在永樂戲院唱戲誣衊佛教，我致信抗議；對於越南總統吳廷琰迫害佛教，我也撰文筆伐。儘管長老、信徒反對我提倡以歌聲弘法，並且以殺害為恐嚇，我仍然義無反顧，不為所動；雖然數十年來，中國佛教會以我為假想敵，對我種種牽制，甚至在開會時，公開議論要如何來打倒我，我也依舊勇往直前，為所當為；一九七三年，我想要成立中國佛教青年會，曾驚動了當時主管宗教部門的蕭天讚先生，他親自上佛光山，要我取消申請，我雖迫於情勢，不得不依命行事，但我仍能於數年之後，在世界各地成立國際佛光會……。在親身經歷了這許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後，我慢慢地發現自己也和世間上的政治家、社會家一樣，向別人「革命」總不可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執、法執，方足以自利利人，廣度眾生。

像我初來台灣弘法時，對於此地迷信的習俗深不以為然，但是後來漸漸發覺信仰是有層次的，就好比學校分有小學、中學、大學，我何必對每一位初入學的人要求如此嚴厲呢？其實，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過去大陸鄉村方圓幾十里沒有一間派出所，維繫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間寺廟，任何人有了紛爭，只要雙方當事人在神佛面前發誓，就得到解決。由於大家具有「舉頭三尺有神明」的觀念，不敢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無事。這說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麼都不信，或誤信邪教，迷信至少還有維護善良習俗的貢獻。更何況在佛教的歷史上，玉皇大帝、財神爺、城隍爺、關雲長等都是護法神祇；大陸上的佛教學院也經常收留道士就讀，我何不效法古聖先賢，秉持包容與尊重的理念呢？經過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後，我一改過去二分是非的看法，進而從內到外開拓了更寬廣的空間。所以早年我設立的念佛會，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愛協助，為宗教融和添增佳話。我也曾到指南宮參觀掛單，並在祈夢室上睡過一宿；甚至我創立的南華大學，所聘請的首任校長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學院院長的龔鵬程先生。自弘法以來，我曾到新竹城隍廟多次講經開示，也曾遠赴馬來西亞天后宮多次主持法會。我不但到過北港媽祖宗聖台弘揚佛法，而且幾十年來，我一直想寫一首讚頌媽祖的歌詞，雖已醞釀多時，可惜尚未完成。

過去在大陸參學時，雖然生活貧困，經常穿著滿是補丁的衣襪，但保持整潔威儀始終是寺院叢林的法師們對自己最起碼的要求。來到台灣，我卻看到僧侶們足穿木屐，頭戴斗笠，身著短衫，手撐雨傘，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師表，不但手拿包袱，滿街奔走，而且購物還價，爭先恐後。目睹於此，更是痛心疾首。為了向生活的陋習挑戰，我不但在佛教雜誌上多次撰寫有關四威儀的文章以資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學院之後，便訂立規約：不穿長衫，鞋襪不整齊，不可以出門；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當空，也不准攜帶雨具。現今各個佛寺道場對於叢林生活禮儀逐漸講究重視，我雖不敢居功，但起碼證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別人，從「自己」先做起，會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經有一段時期，我常到富家信徒應供。有一次，台灣警務處處長陶一刪先生曾辦一桌素齋，與我對談，餐畢之後，又用豪華轎車送我坐頭等火車。到了高雄下車的時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對於自己這種貪慕虛榮的心理感到極為憎惡，為了徹底地「向自己的貪念革命」，從此我經常到鄉間小徑，偏僻村莊佈教，像旗山、美濃那一帶的山地，在光復初期，我不知來回多少次；東勢、后里、銅鑼、火炎山，也是我經常路經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腳的足跡。就這樣，我終於逐漸走出我心內的佛光山來。

我年輕時，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後兩面不一的假道學，及掛羊頭賣狗肉的偽君子。尤其事關佛教時，我往往不惜與人抗爭。例如：為了智光商職，我曾和南亭長老爭執；為了《人生雜誌》，我曾和東初法師辯論；為了教會制度，我也曾和白聖法師多次議論，常常都是弄得不歡而散。後來我自覺雖是理直氣壯，但也未免過於剛直。有感於此，所以後來我到處設立托兒所、幼稚園、兒童班、星期學校，希望從幼兒的慈愛做起；我也走遍城市鄉野、神廟廣場，給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灣全省的大小監獄及離島的看守所，期能藉此讓不幸誤入歧途的人獲得重生。現在我經常自豪地向徒眾們說：「我在台灣五十年，從來沒有對信徒動過瞋心，從來沒有罵過一個信徒。」想當初如果不「向自己的瞋心革命」，何能致此呢？

我的朋友當中，煮雲法師最沒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範。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好處，都讚歎隨喜；他對於任何人一點點成就，都恭維羨慕。每當受到嫉妒我的人給予我無情的傷害時，想到他的寬容無爭，總是令我慚愧不已，既而捫心自問：「難道我不曾嫉妒過別人？難道我不曾在無意中傷害過別人？」從而砥礪自己：「爭氣，不要生氣；好強，但不逞強。」後來，我不斷提倡「同中存異，異中求同」的精神，並且身體力行，不曾間輟。多年來，雖譏毀不斷，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計較，甚至因此而化敵為友，轉危為安，當初能「向自己革命」，誠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來時路，無時無刻不是在兢兢業業中防範身口意業的過失，深深感到心中八萬四千種煩惱猶如八萬四千個盜賊，一不小心，便會落入它們的牢籠之中，難於出離。所謂「學道猶如守禁城，晝防六賊夜惺惺，將軍主帥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們唯有自己不斷地提起正知正見，不斷地「向自己內心的煩惱盜賊革命」，不斷地改心、換性、回頭、轉身，不斷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幾年鏖戰歷沙場，汗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煙今已熄，踏花歸去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夠勝利，是多麼美妙的世界啊！
　
(佛光卅三年－一九九九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