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教科書第六冊 -- 實用佛教

第七課　佛教的政治觀


　　政治是社會組織的重要一環，凡行政上所施行的一切治國之事，概稱為政治。一般人談到政治，每每將之與權術、謀略、黨派、鬥爭畫上等號，因此強調和合無諍的佛教徒，往往避談政治，甚至在社會人士高唱「宗教的歸宗教，政治的歸政治」口號之下，更以遠離政治為無求。
　　
　　然而實際上，政治是管理眾人的事，人是群居的動物，不能離群索居；既然無法離開群眾，自是不能遠離政治而生活。再說，參與政治是國民的權利，除非觸犯國家刑法，被褫奪公權的人才沒有參政的資格。佛教徒中，即使出家僧侶也要納稅、服兵役，盡國民應盡的義務，所謂出家並不意味著出國，何況佛教主張不僅要自度，還要度人。佛教與政治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彼此息息相關，相輔相成，不但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佛教也需要政治的護持弘傳。因此歷代以來，佛教非但未曾與政治分離，而且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例如佛陀成道後，遊化諸國，經常出入王宮說法，開示仁王的治國之道，許多印度大國的君王如頻婆娑羅王、阿闍世王、波斯匿王、優填王等，他們受到佛陀的感化而皈依佛教，進而成為佛教的護法，並且將佛法的真理應用在治國安邦上，健全社會，福利百姓。佛陀涅槃之後，仍有許多國王，如阿育王、迦膩色迦王、戒日王、彌蘭陀王等，他們遵循佛陀教法，以法治國，建立清明政治，寫下印度史上輝煌的一頁。
　　
　　在中國，歷代僧侶與帝王也常有密切的合作往來，其中或有輔弼朝廷被尊為國師者，如：南陽慧忠、法藏賢首、清涼澄觀、悟達知玄、玉林通琇、天台智顗等。或有出仕朝中為宰相者，如宋文帝禮請慧琳為宰相，日理萬機，時人稱為「黑衣宰相」；唐太宗向明瞻法師請教安邦定國之道，明瞻陳述以慈救為宗，太宗大悅，尊為帝相；明朝姚廣孝本為道衍禪師，永樂皇帝愛其英才，敕令還俗輔佐朝綱，對明初的清明國祚貢獻很大。
　　
　　此外，自魏晉南北朝起，朝廷並設有僧正、僧統、僧錄司、大僧正等僧官，至今仍為日本所沿用。直到今日，西藏實行「政教合一」；泰國、錫蘭、緬甸、尼泊爾則以「佛教領導政治，政治尊重佛教」；日本不但以佛教為國教，而且規定全國人民要信奉三寶，執政者要禮敬三寶，佛教備受尊重；韓國亦曾以佛教為國教，並曾雕刻大藏經以救國。凡此都說明佛教與政治關係密切，政治需要佛教的輔助教化，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佛教乃救世之仁，可補政治之不足。」
　　
　　佛教不但有和諧政治的功能，並可幫助政治化導邊遠、消除怨恨、感化頑強，發揮慈悲教化的功效。例如佛教的五戒，對安邦治國的貢獻，正如《傳戒正範》云：「若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遍於宇內，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能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百刑息於國。其為國王者，則不治而坐致太平矣！」
　　
　　佛教對國家政治的影響與貢獻，歷代均有記載，諸如：幫助生產、開發交通、保護生態、利濟行旅、文化建設、安住軍民、興辦教育、醫療救濟、財務運轉、科技文學等。
　　
　　佛教在烽火漫連的亂世，經常扮演攘敵安邦的角色，例如：佛陀對摩揭陀國雨勢大臣昭示健全國家的「七不退法」，巧妙的化解了一場血腥戰爭；唐朝的安祿山舉兵造反，軍需短絀，佛教徒於是發起販賣度牒以增加軍費，為平定安史之亂盡了最大的力量；南宋高宗偏安江南，禮請法道禪師入朝共謀國事，在禪師的極力奔走之下，為國家勸募了豐足的軍糧，並且參戰軍旅，貢獻計策，穩定了軍機。曾經一度為禪僧的劉秉忠，元帝入主中原，耶律楚材仰慕他的賢能，特別徵召他出仕為相，劉秉忠為了保全漢人的生命財產，免受無辜的殺戮，於是挺身而出，立朝儀，訂制度，輔佐耶律楚材推行漢化，延續了漢民族的命脈。元代至溫禪師，由於贊助王化有功，感動世祖而敕封為佛國普安大禪師。中國共產黨南區司令許世友曾為少林寺和尚等。可以說，自古以來，佛教輔佐、教化政治的史例，多不勝舉。
　　
　　佛教教義與僧侶行儀可以影響帝王的政治理念，建立祥和社會；帝王的權勢則能幫助佛教普遍弘傳，淨化世道人心。晉代道安大師說：「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佛陀在《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中，將護法之責交付國王，以收「上行下傚，風行草偃」之功。此可證之於佛世時，因為有頻婆娑羅王、波斯匿王的護持，佛教才能傳遍五印度；佛陀滅度後，阿育王修建八萬四千座佛舍利塔，並派遣佈教師到錫蘭等地弘法，使得佛教得以向外弘傳，廣宣流布。中國因有東漢明帝派遣郎中蔡愔西赴天竺迎請迦葉摩騰、竺法蘭等高僧來華弘法，佛教因此得以傳入中國。至於中國佛教的譯經事業，大多是由於歷朝帝王保護，設置譯經院，因而得以完成，如鳩摩羅什大師受後秦姚興的護持，在西明閣從事譯經，而有《法華經》、《中論》等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經論流傳後世；玄奘大師在唐太宗的支持下，譯出《大般若經》、《成唯識論》等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經論，使法寶聖教的光輝普照於中國。
　　
　　又韓國的法興王、高麗太祖、李朝世祖；泰國的坤藍甘亨王、立泰王、怛萊洛迦王；錫蘭的天愛帝須王、摩哂陀第四王、末羅王；緬甸的阿奴律陀王、敏東王；越南的第三主聖宗；寮國的維蘇王等，他們有的發心出家，有的廣建寺院，有的結集經典，有的注疏講經，有的建立戒壇，都是歷史上對佛法熱心護持的帝王。
　　
　　現代信教自由，且政治有護持佛教的力量，佛教也有清明政治的功用。因此，佛教需要政治的護持，政治勿嫉妒佛教，勿捨本逐末，唯獎勵慈善，應該多獎勵從事淨化人心，改善社會風氣者。而佛教對於社會的關懷、人權的維護、民眾的福祉，自是不能置身事外。因此，佛教徒不能以遠離政治為清高，所謂「問政不干治」，個人可以不熱衷名位權勢，但不能放棄關懷社會、服務眾生的責任。今日佛教徒為了弘法利生，對政治不但不應抱持消極迴避的態度，相反的，應該積極關心，直下承擔，這正是人間佛教菩薩道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