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光教科書第四冊 -- 佛教史

第九課　譯經事業的開展


　　佛教發源於印度，其後能在中國弘傳生根，便是透過經典的翻譯。從東漢末年到唐代中葉，譯經事業由初創到隆盛，歷八百年之久。宋元以降，雖有譯經，卻只有補餘或重譯而已。中國佛教譯經事業的歷時久遠，可說是世界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大業，而所譯經論卷帙的龐複，誠為世界文化的瑰寶。以下依其發展過程略分三期來介紹：
　　
　　一、漢魏西晉時期──譯經的初創時代
　　
　　本期譯經始於東漢桓、靈二帝之間，當時佛經的傳入並非直接來自印度本土，而是間接由西域東來的僧侶所傳入，經本多以西域當地文字寫成，或由譯師以西域語言口傳，故通稱「胡本」或「胡語經典」。
　　
　　最初的譯經大師以東漢桓帝年間入漢的安世高與支婁迦讖最具影響力，二師的譯著分別代表小乘禪數與大乘般若性空學的兩大系，也反映了佛教大小乘同時引進中國的情形。與二師同時的譯經家尚有竺佛朔、嚴佛調、安玄、康孟詳等，皆各有譯著，然多為助譯或合譯者。
　　
　　二師之後的大譯家則為三國的支謙。支謙從支讖的弟子支亮受業，故承支讖之學，譯有《大明度無極經》、《維摩經》等三十六部經，吳國孫權拜為博士，為開啟江左譯事的功臣。康僧會及朱士行也是這個時期的高僧。
　　
　　本期最後一位譯經大家乃西晉竺法護，譯有般若、寶積、法華、涅槃等各部類經，共一五四部三○九卷，乃本期譯經數量最多者。《祐錄•竺法護傳》評其「自西域歸，大齎梵經，沿路傳譯，寫為晉文……終身寫譯，勞不告倦」，故有「經法所以廣流中華者，護之力也」的讚譽。
　　
　　綜觀本期的譯經師，多為西域高僧，譯經費用多來自民間私人資助，規模則為一、二人對譯，故所譯經籍雖然不少，仍多為斷簡零品。此乃佛教處於早期傳播階段情形，爾後佛教流佈漸廣，則譯經事業便有明顯的開展。
　　
　　二、東晉南北朝時期──譯經的進展時代
　　
　　本期譯經事業因有道安與慧遠兩位佛教領袖的努力推動，而能進展順利。道安首在長安網羅義學高僧，並組織譯場，經費所需由苻堅護持，對於翻譯文體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論點，要求「勿失厥義」以深達佛旨，以直譯方式開啟譯經事業新紀元。慧遠承道安之志，以廬山為中心，延攬許多天竺西域高僧譯經，如僧伽提婆、佛馱跋陀羅等，故有「蔥外妙集，關中勝說，所以來集茲者，遠之力也」。二師本身雖非譯師，然乃真正推動譯事的元勳。
　　
　　本期重要譯師，首推鳩摩羅什。後秦弘始三年，姚興以「國師之禮」迎請羅什至長安，在逍遙園組織龐大譯經場，這是國立譯場的創始。當時有僧叡、僧肇、僧契、法欽、道標等八百俊彥諮受襄譯，依《開元釋教錄》載，師徒所譯典籍有《阿彌陀經》、《維摩經》、《法華經》、《金剛經》、《十住毗婆沙論》、《中論》、《十二門論》、《百論》等共七十四部三八四卷，在中國佛教翻譯史上，因為羅什對龍樹中觀學作有系統的翻譯，中國佛教由此進入新的境界。總體而說，因羅什嫻熟漢語，博學多聞，故其譯文採意譯方式，重視簡練精粹，深達原旨，流暢易讀，在譯經史上樹立新的里程碑，是歷代最受歡迎的譯師，其譯本流傳最廣，後世尊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羅什所帶起的譯經事業，使得譯家賢哲輩出，在羅什前後的大家有數十位，如佛馱跋陀羅、曇無讖等。到了南北朝，譯業仍然隆盛，論部的譯著尤其輝煌，東晉羅什師資專弘龍樹般若性空之學，而此期則漸重於無著、世親的唯識學，其中真諦所譯《攝大乘論》、《中邊分別論》、《俱舍釋論》、《大乘唯識論》等，都是法相的秘鑰，為中國唯識學的發展奠定了初基。計真諦在華的二十三年間，共譯出經論六十四部二七八卷，影響卓著，亦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第二期譯經的特色乃因國家的重視與護持，在龐大譯經組織的優勢下，高僧雲集，共襄助譯，故能發展到有系統譯介大經大論的能力，使譯經事業呈現高速發展之勢。
　　
　　三、唐代時期──譯經的全盛時代
　　
　　本期的譯經特色，在於主譯者已由外來高僧轉為由本國高僧來擔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與義淨兩位大師。玄奘在唐太宗貞觀三年間(六二九)西行求法，歷十七年而榮歸，攜回佛經五○二夾六五七部，太宗為玄奘於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召揀高才名僧分掌筆受、證義等各職，譯場組織較前更加完備。玄奘自律甚嚴，未曾一日懈怠，計十九年間譯經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數量之多，為歷代諸家之冠，所譯經論如《大般若經》、《大毗婆沙論》，卷數之多，亦為曠世鉅作，而諸多唯識論著如《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等的譯出，使唯識在中國的發展，能形成系統，繼由弟子窺基發揚而成宗立派。譯經事業至玄奘已達於最高峰。
　　
　　義淨乃繼法顯、玄奘之後的西行高僧，遊學印度二十餘年，精通梵、漢，先後在長安、洛陽主持譯場十餘年，共譯有經論五十六部二三○卷，譯著的數量與品質皆稱卓越，與玄奘同列為中國四大翻譯家之一。
　　
　　此外，善無畏、金剛智、不空翻譯大量的密教經典也是本期的特色。總之，本期以前二期譯經的成果為基礎，開創更完整的譯經組織，使得譯經事業達於巔峰。此後二百多年間，譯業漸沈。直至北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復興譯場，並設印經院，譯場組織與制度更形完備，唯所譯經論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雖仍有譯事的進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譯為漢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譯為漢文的零星之作。
　　
　　譯經實非簡單易行之業，從譯師、經典的來源，到語言文字、譯文體例的抉擇等，皆為棘手難定的問題，故在譯經開展過程中，為因應時代的需要，即不斷的提出改進及創新的方案，如東晉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說，隋朝彥琮主張譯家宜具「八備」資格，唐朝玄奘立「五種不翻」的譯經原則，北宋贊寧則提倡譯語應用「新意六例」等。譯經事業在審慎嚴格及歷時久遠的經營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漢文三藏聖典。